“这纸与咱们常见的纸就不大相同。”

崔朝捻过纸张的质地：“这种纸张薄容易扯破、表面略有些粗难沁墨,质地也不够韧偏脆，颜色也有些发黄……”

听他说起来，这纸仿佛处处都是缺点。

但姜沃却越听越欢喜,笑眯眯道：“但这些,都抵不过一个优点。”

两人相视一笑,心底同时浮现出一个最关键的词：便宜！

实惠才是硬道理啊。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总是颠扑不灭的道理。

自古来，世家豪族能垄断官位的重要原因，也在于知识的垄断。

当传播知识最基本的载体——纸，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就很难再谈普及知识这件事了。

而此时能代替纸用来写字的布帛之物,是可以直接当钱用的。

什么叫知识就是金钱？在此时,‘知识（布帛、纸张）’就是实打实的金钱！

都省掉了中间的变现过程。

这三年来，姜沃已经走过了大唐许多地方，亲身经历了解过许多日用品,包括纸的价格。

自出长安,除了上州繁华之地,下州小县姜沃也到过不少。

不过，偏远州县的纸，若是当地没有专门产纸的铺面，纸张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着当地平均收入降低，反而会物以稀为贵的更加高昂难得。

总之,据姜沃在大唐各州所见：哪怕质量最差的麻纸或是草浆纸，也要五十文百张,稍微好一点的纸都是三四文一张。

至于崔朝方才说的，他们常用的纸张——

姜沃把手里的报纸塞给崔朝，转身去取了桌上一份公文,把纸张对比来看。

“这是剡溪（浙江剡县）的剡藤纸。”大唐正式公文指定用纸。

姜沃把两张纸一起放在阳光下，明显就看出了不同。

剡藤纸也薄，但却又轻又韧又洁净有光泽，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剡溪古藤制作而成。[1]

因这是公文专用纸，故而很是金贵，每年进京来贡举的学子，哪怕饿几天肚子，都要专门攒钱买这种纸。

毕竟唐朝还有行卷的作风，考子们考前还得将自己素日得意的诗、文，投与达官显贵前。

那能用寻常的破纸吗？必然不能。

用这种剡纸才显得正式。

而这种剡纸多少钱一张呢？到了每年举子进京，供不应求之时，有时候能炒到近一百文一张。

“一百文啊。”比现代直接用百元大钞来写字，还来的人心疼。

毕竟按照大唐的生活水平——崔朝原本给皇帝算过的，一位寻常百姓（还非田中刨食的贫农），而是京城附近州县的居民，一年到头衣食住行的花费，大略需要五贯（五千文），也就是一个月五百文左右。

而家中小有余资，能培养孩子读书写字的门户，倒也不用怕咬牙供子孙读书会‘人才两空’。哪怕孩子读书一辈子没什么名堂，什么功名也中不了，倒也不用担心饿死。

姜沃这一路走来，见到各个署衙里，都有雇佣的‘抄书人’，专门干抄写公文等活计的。姜沃了解过他们的生计，过得很是不错——

“为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2]

也就是说，两千文的月薪，就足够一个小小的家庭安居乐业，过上小康生活了（这还是只有一人有收入的情况下）。

如此便知用来投行卷的纸，有时竟然能被炒到一百文一张，对普通人来说，到底是多么昂贵而不可承受的重量了。

姜沃拿着手里的报纸：故而，不光是印刷术的改进，还必须搭配上纸张的成本下降，‘报纸’才能够变成现实。否则也不用叫出版署了，直接叫‘烧钱署’算了。

而她此时捻着手里的纸页，甚为欣慰。

还不必看内容，只看纸的质地就知道，曜初做的很不错。

**

同样的春末时分。

姜沃与崔朝正在登州港口的驿站，对着阳光看手中的纸张。

而长安城，紫宸宫内，曜初也正坐在帝后跟前，说起纸张之事。

她先将樱桃酪端给父皇母后，之后才自己取过一盏捧在手上。

并不是回禀公务的气氛，而是一家子闲话家常似的。

曜初开口道：“父皇、母后，这几年京中各衙署公文所必用的剡纸是越来越贵了。再这样下去不是常法。”

皇帝原本吃到一颗酸的樱桃，不太愉快地蹙眉，把手里的杯盏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