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唐稚宁遇害时；

c、刁湘竹遇害时；

d、劳意晗遇害时。】

——好的。

沈莳心想：难度题终于来了。

这个问题，沈莳在剧本杀时就曾经很认真地琢磨过。

其实在他看到最后一个起火小佛堂的密室现场时，就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违和感。

他最大的疑惑，便是在火堆里找到的那块没烧完的鞋底残片。

那鞋底是凶手为了在窗台上留下痕迹，假装有人曾经出入过而特意带到现场去的。

当沈莳意识到那玩意儿是干嘛用的时候，就对密室的成因产生了怀疑。

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换位思考而已。

沈莳假设自己是凶手，若他想要嫁祸吊死鬼，或者说伪装成“吊死鬼”的某个人身上，而要在窗台上留下一个脚印，以显示凶手曾经从窗户逃出小佛堂的话，那么他只需要抬起自己的脚，在窗沿上轻轻踩上一下就可以了。

毕竟那可是一个古代背景的武侠本。

古代人穿的百纳底的靴子，可不像现代人那样能留下清晰的鞋底纹，更何况脚印的载体还是窗台这种狭窄而凹凸不平的地方。

换而言之，不管是a鞋还是b鞋，只要是差不多的男用靴子，在窗台上踩一脚的话，落下的痕迹都是很相似的，犯人压根儿不必担心调查鞋底的纹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算退一步说，犯人的靴子是特制的，会留下非常特殊的鞋印，或是犯人谨慎过头，本着小心无大错的原则，还另外准备了一个鞋底——

那么他只需要怎么带进来的就再怎么带出去，在逃离现场的时候，顺便把那片薄薄的鞋底一并带走就可以了，根本没必要把它留在犯罪现场，增加被人发现真相的风险。

这个矛盾让沈莳意识到，杀死劳意晗的人之所以要另外带一张百纳底，是因为他的鞋底很可能无法在现场留下符合他需求的鞋印——比方说，“他”其实是个女性，脚下蹬的是女用的小巧的绣鞋。

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沈莳整个人都打了个哆嗦。

因为他同时想通了另一个矛盾点——凶手为什么不把薄薄一张鞋底带走，而要把它留在犯罪现场？

——那是因为，“他”出不去了。

在意识到凶手和受害人其实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整个案子所有的矛盾点都得到了解释。

四次命案，五个被吊起来的女子，看似相似却又透着本质差别之处，其实一直都有迹可循。

初次让沈莳注意到现场出自不同人之手的，是那几具被吊起来的尸体的损毁程度的差别。

虽沈玉、唐稚宁、刁湘竹，以及刁湘竹的贴身侍女皆是死后遭人用利刃划伤尸体的，但沈玉和侍女身上的伤痕大部分在四肢上，还有几下意思意思划拉在身上，面部基本毫无损伤。

而唐稚宁和刁湘竹则不然。

唐小妹与刁小姐的尸体的伤痕多且深，连颜面都被割毁。

即便沈莳没有学过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也能想通其中的差异有多明显。

劳意晗在用刀划伤亲生女儿的遗体时，必然是无比心疼的，这让她下意识无法下重手，且不愿伤到女儿的面容。

而轮到处理小侍女的尸体时也是同理。

劳意晗本就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又出于对同性的微妙的怜惜之心，她也同样对侍女的遗容下不去手。

但唐大则不然了。

唐大唐伯真为了追求“吊死鬼杀人”的逼真与视觉刺激效果，对唐小妹和刁小姐的尸体毫不留情，一刀一刀划拉得又深又多，连面容五官都不放过。

唐大殊不知道，正是他这份毫无怜悯的狠毒劲儿，令沈莳注意到了破绽。

回到“‘帮凶甲’是何时得知真凶身份的？”这一个问题。

沈莳认为，劳意晗其实早就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吊死鬼”。

沈玉的“遇害”现场是她布置的，“索命血蝠”也是她第一个画下的，劳意晗必定清楚，其后的命案只是有人假借“吊死鬼”的名头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罢了。

——那么，唐小妹唐稚宁被杀，对谁最有利呢？

想必劳意晗也意识到，唐稚宁的死八成与唐门继承者之争有关，她的儿子唐大唐伯真是最大的嫌疑人。

劳意晗一定会对此感到怀疑，但鉴于唐小妹唐稚宁的密室之谜，她八成会认为凶手是练习过《阎罗索命大法》的人。

——直到她偶尔撞见某件事为止。

自从沈玉死后，劳意晗改了从前主动与唐门女眷交往的性子，深居简出，甚少离开她住的落英院。

唯独在实在闷得慌的时候，才会偶尔到落英院外的园走走。

当时沈莳一路追踪小猴子留下的血迹，从铁索跟到小圣平日觅食的园时，就注意到，血迹从东北角进入别院，刚好经过落英院外的小园。

沈莳猜测，劳意晗八成是在落英院外散步时，偶然发现了地上的血迹，并顺着血迹一路跟踪到碧霞院，然后她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一幕——刁小姐的小侍女带走了猴子的尸体，还悄悄将它处理掉了。

其后，心怀疑惑的劳意晗大约会一路尾随在小侍女身后，看她到底要做些什么。

然后她看到小侍女故意打开了碧霞院的院门门锁，回屋点燃了熏香。

不久之后，那小侍女便因为熏香中毒，倒在刁小姐的屋里，气绝身亡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