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阳公主与新帝的性情又截然不同了——论起来，有些朝臣也觉得疑惑，当今陛下与真阳公主都是自大司徒府长大的，但性格行事又迥然有异了。

新帝从为公主起，就是柔中带刚的性子，且喜怒不形于色，未可揣摩。

而真阳公主武赪则明显性情锋锐外露的多，果断大胆，从圣神皇帝还未禅位时交给她的几桩差事就看的出，这位不是‘稳稳当当先求无错再求有功’的作风，这位是一开始就敢大胆计划下，哪怕冒点险能不能利益最大化的作风。

朝臣们揣摩完毕……也没什么用。

新帝与准皇储性格再不同，有一点是相同的，也是承袭自之前圣神皇帝：完全不好糊弄。

那到底是在心里记账到时候算总账，还是当场就把账给人算了，也没太大差别，反正账是跑不了的。

没的说，上心干活吧！

毕竟如今外头可不差预备官员。

**

若按从前例，皇帝登基大典后，应按序先尊长辈后封平辈：如先将母尊为太后，将庶母们封太妃，再将太子妃立为皇后，一应公主升辈分为长公主等。

然今岁新帝是公主登基，自与历朝先例皆不同。

首先，宫中自无有太后太妃，唯有上皇。

而新帝原是尊请上皇依旧住在蓬莱宫。她可择东西两侧的观文殿亦或是大仪殿作为帝王宫殿，接对朝臣。

倒是上皇令女儿不必另择宫殿。

帝王居于蓬莱殿，更便于朝臣们觐见与帝王理政。

上皇早为自己选定了皇城西侧的神都苑为禅位后的居所——曾经汉以洛阳为都时，神都苑旧址也叫上苑或是上林苑，既接于皇城又幽静疏朗。

并且还有一桩好处：上阳宫原就在皇城的西边，故而从神都苑去上阳宫也更近。

上皇退位后闲暇时多，预备多与姜握一并去学校里走一走。

毕竟当年为帝时，诸事缠身，非大事大典难有空亲至上阳宫学校。

上皇心意已定，新帝遵照而行。

待新帝忙过奉上皇移居上苑事后，接下来却也不是如前例先册封皇后与后宫。

而是先为姨母兼大司徒加爵：姜握的爵位从高宗一朝的姜侯，至圣神皇帝一朝末，已累至国公（侯与国公之间并非差一等：中间还隔着县公、郡公）。

待到新帝登基，则加至王爵。

之后皇帝再加封妹妹太平公主为长公主，再加食邑。

待到两个女儿也由郡主封公主后，新帝方下旨立后，至此诸封完毕，各有大酺（即宴饮）。

可谓是忙到晕头转向，当真是直到四月初，新帝才腾出半日空来，前往姜府。

**

曜初是得知今日姨母回了府中，便特意来探望。

没想到正好又遇到姨母哄孩子——

曜初驻足于门口，见姨母手中拿着一物递给眼前的孩子，心道：姨母真是很喜欢这个叫做李白的小孩子。

居然将去岁才由航海船只带回来，如今还处于司农寺和农学院研究阶段的土豆也送给他。

还在特别温柔地哄他：“是，上次带你们去看熊猫，吃的儿童餐里面的炸薯条，就是这个做的。好吃吗？”

*

是的，在红薯、玉米、土豆三种明星作物中，是土豆拔得头筹，先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其实论起真正历史上，在推广种植以及实际救灾的作用中，红薯无疑是远超过土豆的——

两者都是明朝进入华夏，但红薯的记载比较详细清楚，在万历年间就在救荒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金薯传习录》中有记：“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故而，自明至清，多旱之地‘朱蓣（红薯）无人不种’，迅速推广开来，被称为‘救荒第一义’。

甚至明清两朝，好几位皇帝都特意下过圣旨，三令五申要求百姓种植这种‘功勋作物’。

譬如《清高宗（乾隆）实录》中就记载过，乾隆下旨各地“至甘薯一项，广为栽种，以济民食。”且颇见成效，年景不好的时候，红薯甚至成为了‘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的半壁江山级别作物。*

相较之下，土豆，虽然也差不多同期传入华夏，但光彩就暗淡多了，可以说在官方和民间地位都远远不如红薯，记载也零落。

姜握印象中最深的印象，其实是《金瓶梅》里，西门庆喝过的土豆泡茶——跟西门庆喝的另外一种‘芫荽（香菜）芝麻茶’，一并给姜握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会是黑暗饮料。

由此可见土豆也是明朝就有了，但据史载，土豆作为农作物的种植，却是直到道光年间才有比较多的记载，一直要到同治（1875左右）年间才在全国有一定的种植，那都是清末时候了。[1]

但这里，她先得到的是土豆。

其实土豆与红薯各有利弊：

论优点，土豆淀粉含量大、亩产量高，耐寒耐旱，且块茎耐储存……因这诸多好处，姜握记得她来到这里之前，故乡还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