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襄入秦之前就好好研究过秦国的律令。只是看着那些律令,他就感觉压抑到毛骨悚然。

法家的思想总认为，人的一切都能经过律令和刑罚纠正。只要刑罚够重，律令够详细,人人都能成为圣贤。

但现代了解法律的人都知道,法律是底线。如果凡事都事无巨细地用法律规定，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比如秦律规定不见义勇为会被判刑，却未曾想到如果路过的人没发现需要见义勇为，如果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如果先见义勇为然后被反咬一口……这些情况该怎么办。

最后这些过分细致的秦律不仅会导致民众连门都不敢出,出门就可能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触犯律法。过分细致的秦律还可能成为权力者压迫民众的工具，因为只要熟读秦律，再拥有一点执法的权力，要让庶民犯法实在是太容易了。

听了朱襄的话之后，子楚陷入沉思。

他思来想去，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朱襄所提出的情况。

用更详细的律令来解释？但执法者又如何能得知具体情况是如何？官吏的精力也不允许他们事无巨细地检查每个庶民的行为。

“只奖不罚如何？”蔺贽提议道，“道德的事交给道德管理，法律只惩罚更严重的事。如果庶民一言一行都要用律令来规定，那么官吏要做的事就太多了，容易舍本逐末。治理黎民就像是牧羊，将羊圈在一片肥美的草地中即可，为何还要管每只羊吃哪棵草？”

朱襄打趣道：“蔺礼你是不是还想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蔺贽兜着双手笑眯眯道：“你很懂我。”

朱襄道：“废话,我说的都是《道德经》中的话。不过在刚统一天下的时候,确实需要做到这一点。”

蔺贽惊讶：“你居然同意？”

朱襄点头：“民众刚经过了战乱,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这时就要劝农桑，休养生息。国家除了一些必要的工程，尽可能地轻徭薄赋，才能安定民心。当民众过了一代人的安稳生活，就算再有人起兵谋反，民众会自发地厌恶谋反者。这时候王朝的正统性就确立了。”

子楚问道：“朱襄，王朝的正统不在于天，在于民吗？”

朱襄道：“当然。若天有知，为何不一道雷劈死赵王？既然天不管庶民死活，王朝正统性和天有什么关系？国家强盛难道是祈求上苍得到的吗？”

子楚听到朱襄说老天怎么不一道雷劈死赵王，干咳了两声压住笑意。

蔺贽乐道：“你不愧是荀子的学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朱襄道：“荀子很多理论确实是非常先进，许多法家弟子都是在荀子这里求学。我之前和君上说国家不能盲目扩张，荀子也说过。”

蔺贽好奇道：“真的？我还没听荀子说过。”

朱襄道：“因为荀子还没有空编撰书籍。荀子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能凝之，必能并也’。和我对君上说的话是一个意思。”

朱襄对老秦王所说的那一套攻占土地和教化的话，荀子已经发现了。

荀子说，攻占土地很容易，但要将土地变成国土很难。如果不能“凝”，占领的土地就会被轻易夺去，所以民心比土地更重要。

同样也是荀子，他所认为的民心和孔子、孟子不同。孔子和孟子都更看重“士”，而荀子看重的是“庶人”。

在后世评价“水能载舟”这句话时，总有人将“水”解读为士。但荀子的原话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荀子的着眼点一直是在田野中埋头耕种，承担国家赋税和兵役的普通庶民。他倡导“节用裕民”，就是轻徭薄赋，让庶民休养生息。

不过这并不是孔子和孟子就不如荀子。只是孔子和孟子生活的年代和荀子不一样，那时参政和参军的都是国人，即战国时的“士”。到了荀子活跃的年代，各国已经相继改革，庶民成为兵卒和赋税的主要来源。

听了朱襄的侃侃而谈，蔺贽叹息道：“荀子的‘节用裕民’和老子的‘清静无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朱襄道：“先贤的见解有许多分歧，也有许多殊途同归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蔺贽笑道：“和夏同说这么多干什么？统一后该执行怎样的政策，该去教导政儿。夏同啊，他就是帮政儿打天下的。”

正听得津津有味，颇有收获的子楚拳头硬了。

同样听得津津有味的蒙武退后几步，免得牵连到自己。

他发现这三人是真敢说啊，连第四代秦王都确定了。蒙武从一开始的心惊胆战到最后的麻木，竟然也不自觉地想那位养育在朱襄公身边的公子政继位后是什么情形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为公子政效力的一天，不过自己两个儿子应该能为公子政效力。

蒙武想起自己的两个儿子，神情不由柔软。

子楚和蔺贽对骂起来，朱襄也退到蒙武身边，好奇问道：“你想儿子了？”

蒙武脸色一僵：“朱襄公能读心？”

蒙武总算不叫朱襄“长平君”了，比之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