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枫第一次和我说起他要去北京工作时，我还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那口气就像他平时畅想着说“以后要去瑞士滑雪”、“想去丽江开个客栈荒度余生”一样，所以我也同样以为“去北京工作”也只是他的一份无聊的幻想罢了。我随口答应着说：“想去就去呗，我又不拦着你。”

又过了几天，小枫下班后给我打电话说：“今晚我晚些回家，晚饭不用等我了。”我说：“又和谁吃饭？同事？”他说：“是北京那家公司的老板，我们晚上聊聊工作，你先别问啦，回去以后我再告诉你。”北京公司的老板？什么公司？我怎么不知道？显然，小枫并没有把我之前的回答当做玩笑，去北京这件事他不光在脑子里想了，还真的付诸行动了！

没过多久，小枫两次到北京面谈工作，确定了具体岗位和薪资，甚至连入职日期都敲定了。

我知道，我和小枫相识的时间太早了，相比同龄人来说，这让我们较快的进入了婚姻，也让小枫过早的有了家庭责任感，当别人还在尝试生命的不同时，他已经开始努力让工作和家庭安稳下来。本来，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安逸的生活下去——上班时朝八晚五，周末带着辰辰逛逛公园，一年外出旅行两次，遇到困难可以向爸妈寻求帮助，过几年，再买两套房子，虽然手头不富裕，但也能活的潇洒随意，甚至可以说是岁月静好。

然而，小枫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像是他迟到多年的叛逆期突然到来，少年时没有做出的决定、没敢有过的任性和冲动，全都在这时如藤蔓般肆意蔓延，无法阻拦。我知道新的世界已向他打开大门，日渐丰满的羽翼也使他振翅欲动，他渴望飞高一点，去为不曾有过的年少轻狂添加一份圆满。至于未来要在北京工作多久，会不会留在那里5年后买房成为半个北京人，我要什么时候结束双城生活，这些问题，我们全都没有考虑清楚，他愿意放手一试，我愿意放开他。

我29岁时，小枫离开了已工作6年的银行，独自来到北京工作。为了让远在外地的他少一些担忧，我们决定把只有两岁半的辰辰送到一家贵族幼儿园，那里每25人的班里搭配了6名老师，接送孩子的时间更宽松，方便我工作之余照顾辰辰。

一切都安排好后，双城生活如约而至了。于我们而言，十几岁时就朝夕相处的这些年，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相互依赖的安全感，更是缺你不可的默契。仓促之中做出的决定，后来才让我们后悔——我们都把自己想象的太强大了、太高看自己了！而身处两地的我们，不得不受到周身环境的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从前我对北京并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当我第一次到北京探望小枫时，已经是他入职很久以后了。还记得那时小枫住在回龙观，与另外两户人家一同合租，他住其中的一个卧室。我去看望他的那晚，回合租房之前，我说有些饿了，小枫说：“附近有烧烤摊，我们随便吃点什么吧。”

回龙观附近的街道，并不比我家乡的街道干净整洁，路边的烧烤摊，同样油腻嘈杂，羊肉串的味道比不上家乡随便一家烧烤店里的一半，我边吃边说：“烤的太干了，不好吃，要说羊肉还是咱内蒙的好。”已经工作一整天又赶地铁回来的小枫，显得比我这个坐了一天火车的人还疲惫，他说：“你先凑乎吃一口，不喜欢的话一会儿去便利店买点吃的。”我环顾四周，除了小区就是小区内外乱停的车辆，还有街道两边的底店，大北京的繁华夜景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旁边一两个小便利店，大概就是小枫说过的，早晨买早点的地方吧。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住的习惯吗？”我问。

小枫回答：“还行吧，相比家里，这边的吃住条件会差一点，但是工作忙些也有动力，学到的东西不一样，也有更广阔的空间。”他看起来特别累，有一种并不愿和我长谈的意思，其实我刚见到他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他除了激动开心了一刻钟之后，就回到了疲劳状态。我想他来到北京的压力会特别大——要带一个平均年龄高于自己的陌生团队，经常性的加班，还要地铁往来，实在是辛苦。我没再多说话，拣着吃了几样东西后，还没等我说吃饱，小枫就要回家休息。

小枫合租的房子很简单，床下是他的行李箱，衣柜里是他经常换的几件衣服，衣柜旁的桌子上，摆了他最近看的几本书，还有洗面奶和刷牙杯。简易的家具让我回想起我们还没结婚时小枫曾租住的那个筒子楼，那个虽然破旧但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筒子楼，都比这里更让人舒服。一晃6年过去了，小枫重新住回出租房，不知道他是否能像当初一样，放平心态，重新开始。

第二天一早，小枫精神多了，我陪他去上班，看着他穿着皮鞋大步走在前面，穿了运动鞋的我明显跟不上他的脚步，他边走边回头看我，说：“老婆你快一点啊，我要赶地铁啊，走慢了我会迟到。”我说：“你什么时候走路走这么快了？你怕迟到不能早点起床啊？”小枫停下来等我走近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大步走。从小区走到地铁站，用时20分钟，从回龙观到永安里，又用掉1个小时，终于来到小枫所在公司的楼下。我气喘吁吁的说：“北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这大早上的跟赶集似的，挤死我了！”小枫说：“习惯就好了，你要是再磨蹭一会，地铁上的人更多更挤。”

我看看表，就快9点了，只好催小枫快去上班，我说：“不用管我，我随便去哪里逛逛都好。”小枫转身后又回来，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他说：“你去西单或者王府井逛街吧，想买东西就刷这张卡。”我愣了一下，没有接，不知怎么，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生疏感，是他掏出钱包抽出卡片的动作太陌生了吗？还是他忘记了我的一些消费习惯。我把他拿着卡片的手推回去，说：“不用，我自己有。”越推来推去，就越客气的不像夫妻，那画面与这写字楼下的人来人往，一点都不搭。这时，经过我们身边的一个男人停下来，他说：“枫总早上好，怎么还没上楼？”小枫回头说：“就来。”那一刻，我有些沮丧，前一天兴致勃勃的坐着火车来的高兴劲没有了，想要在附近逛街的心情也不再了，一切都显得突兀起来，这让我怀疑，我来北京看他，也是错误的决定。我说：“快上楼去吧，枫总。”

小枫所在的公司在写字楼的18楼，我其实可以上去看一眼的，那里有一个专属于他的办公室，就算我坐在里面等他，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工作。但他没有邀请，我也没有说出口。那天我就在世贸天阶附近，走到芳草地、走到国贸、走到建外sohu，又回到世贸天阶。走着走着，就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大概是说夫妻两人一起生活就好比上楼，爬到某一层时，一个人想继续向上爬，一个人已经累了，慢慢的，向上爬的人爬的越高，看到的风景就越不同，眼界越开阔，就越有追求理想的勇气和决心。而停留在某一层的另外一个人，永远都不知道上面的风景，渐渐的，他们的脚步不同了，目标不一致了，不管是跟不上的那个人，还是不愿停下来等的那个人，他们在互相拉扯的过程中，累了倦了，也就放手了。

那天我就像停留在某一层的那个落后的人一样，北京那么多漂亮的建筑，那么多有趣的地方，都不能令我提起兴趣。我坐在星巴克里，拿出手机把晚上回家的火车票退掉，又重新买了一张下午就出发的，我想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要快速的逃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