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又变美了。”乔治安娜虚伪地赞美着“如同玫瑰瓣上的晨露，如……”

“他还在斯福尔扎城堡里。”波琳娜冷冷地打断了她“你要见他可以召他过来。”

乔治安娜看了眼天色，夕阳已经沉了下去，只剩下一点玫瑰色的余晖，看波琳娜的打扮，今晚上好像没有舞会，于是她就找房间安置跟着来的两位贵客了。

在意大利存在一种名为“岁调条例”，这是一种城市享有的特权，农村的食物必须优先供给城市，这成为亚利桑德罗的父亲和两位教皇贵族一起组成“向罗马提供物资代表团”的依据。

1798年的歉收有天灾，也有人祸，战争时期发生在城市外意味着农田免不了遭殃，代表团首先要保证首都的需求。

他们采用的是分包合同和供应合同，这一策略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也用过，当时林肯发行的货币是绿色的，于是被称为“林肯绿币”，但它并没有和指券一样滥发，只是它会随着战争的胜负升值、贬值。

林肯一直不肯多印“绿币”，但用授权的那些“绿币”很明显是无法支付军费和给养的。

于是军需部长办公室不再向承包商支付支票，而是用“借据”（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承包商可以拿着它，在未来的非指定日期得到贷款。

非指定期限则是与战争胜负有关的，如果联邦胜了，绿币升值，承包商就可以从燕麦价格和购买燕麦支付票据价值的差价中获得暴利，如此一来这种合同就和汇票一样可以流通了。

贷款也不需要承包商还，因为出“借据”的是联邦军需办公室，要还钱也是联邦还，这最终导致了国有银行和私人银行贷出了超过他们拥有的金银的款项，一个国有银行甚至以90美元不到的准备金支持，放了50000美元的贷款。

这么做肯定有风险，于是第二年愿意承担风险的承包商数量减少，补给品的价格就上涨了。

在爱尔兰存在一种情况，如果土豆价格上涨，那么爱尔兰人买得起土豆的人多，反而如果土豆价格下跌，买不起的人更多了。

在意大利则是囤积的小麦的人越来越多，城市面包店里永远都没有足够的面包供应。

这最终导致1799年向罗马提供物资代表团不得不建立库存和监管，那一年意大利丰收了。

为了让战争继续下去，联邦军需部长另外想了办法，他将一份大合同分拆成可强制执行的小合同，每份合同1000蒲式耳补给品，他将这些合同拿到纽约农产品交易所出售，这样不仅是大粮商，像白瑞德这样的“船长”也可以拿到订单，自己开船或雇人把补给品送到军队仓库和要塞里了，避免了补给被大粮商垄断。

同时这些“小合同”也会流入市场，被出售给面粉厂运营商或经纪人，这种期货合约不是新鲜事，只要合约中当事人商定好交货时间、指定货物价格和数量，中间流程无人过问。根据手头的合同，银行也会贷款。

乔治安娜在比利时也干过类似的事，根特与法国签订的购买制设备的合同就是凭证，从银行里贷款了200万法郎，然后用这笔钱买粮食。

夏普塔尔不擅长干这个，虽然他的脑子能想出怎么从排泄物中提取制作火药的材料，于是加布里埃尔乌弗拉尔被放了出来。

洗漱的时候乔治安娜才想起来，夏普塔尔这一招是怎么……

“算了，不管了。”她不及细想，直接躺在了床上。

天大的事明天再说，于是她很快进入了梦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