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闻言，心头巨震，果然，赵子赟点出来了：“我们国民党的总裁蒋先生，和苏维埃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先生，就是利用党权高于国家这一点，通过党管政府，从而达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包括了生杀大权，同志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完全掌控在一个或者几个人手里，这是相当可怕的，整个国家的人，就得像封建时代的人一样，只有期盼着遇到一个明君。”

“主席、各位委员，同志们，根据中央要求，我在此做关于国家和政党的特别报告，首先，我需要说明的是，我阐述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在座同志很多人比我研究透彻，更有理论，尤其是主席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新的想法，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的报告可能比较肤浅，还请诸位同志见谅，如果听不下去，就当我胡言乱语。”

会场传来沙沙的笔录声，主席台上，很多人也在本子上飞速写着。

“除了这个核心问题外，我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因素，由于政党高于国家，那么对整个国家政权的监督，其实就是对政党的监督，也就是说，监督变成了党内监督，如果党组织是一个有着很强纪律性的组织，党内监督其实很困难，因为这有可能与政党利益冲突，在监督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将会有比封建王朝皇帝还要大的权利。”

“关系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差异，在英美国家中，政党是松散的，执政党的党组织并不能直接向国家行政部分发号施令，他们是利用竞选获得执政资格之后，在组阁中确保本党的地位和优势，党组织是通过党员，从国家行政部门内部，来影响国家政策走向，从而实现党管理国家的意图，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反观苏联和早期的南京政权，党组织是一个严格和紧密的团体，由于党权高于政权，因此，国家机构只是党组织的执行机构。”

“主席在前面的报告中，提到了国体和政体的概念，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现在的国家政党关系，应该创造性的提出新的道路，我琢磨着，叫政党-国家-政党关系贴切些，在这个关系中，国家可分为两个层次，既主席提出的国体和政体，第一个政党-国家关系，可以理解为国体是什么，就我们而言，是共产主义国家性质，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按照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个关系中，政党高于国家。”

“国家和政党到底是什么关系，说实话，我真弄不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国家就是皇权，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政党，更是新产物，我个人感觉，国家和政党都是西方舶来品，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其关系，也不是很好阐述。”

“鉴于我理论基础较弱，因此，我采取对比的方式，来分析国家和政党，从这两者表现出来的关系看，当今世界，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模式，既国家-政党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国家高于政党，政党通过竞选，来获得国家的管理权，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既政党-国家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政党高于国家，政党直接通过控制国家各机构，来管理国家，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这个划分，先总理中山先生提出的也是政党-国家关系，以后的南京政权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两党是有共同点的。”

“第二个国家-政党关系，可理解为政体是什么，当前，我们实行的是多党合作下的联合政府模式，在这个关系中，国家高于政党。由此，我们就可以理顺国家和政党这两者的关系，任何党组织，首先都要明确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和方向，那么有同志可能会说，那就没必要有其他政党了，我却不这么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和方向下，不同阶段，各政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在我所属的国民党中，我们就认为，民主、民生和民权仍然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多党合作下的竞争，更有利于我们看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并且确实把党内监督转变为党外监督。”

“其次，任何政党都要明确，在国家管理和具体事务之中，国家利益是高于政党利益的，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的，这就有助于我们把控好这两个利益之间的矛盾，比如在今后的真正的选举中，我们在选择国家、地方领导人的时候，作为党员，就不能只考虑政党利益，而是要从国家利益角度，投出自己的选票，否则，选举将流于形式。”

“第三，我认为理清楚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把理论实践化，避免高谈阔论，空谈幻想，以上，就是我对国家和政党关系的一点浅见，请主席，各位委员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他说完了，会场仍然一片寂静，良久，毛公起身鼓掌，随即会场爆发出巨大的掌声，且不论赵子赟说的对与错，就他的分析来看，很有深度，值得认真分析和讨论。

在毛公的建议下，党内高层均同意在报纸上全文发表赵子赟的这个特别报告，内部下发学习讨论，刘公认为，这份报告，对整个理论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毛公的一些想法，以及前期的一些研究结合，有可能形成中国独特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一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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